新中國“一五”計劃是如何誕生的
李 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制定和接續實施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一條重要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重要政治優勢。”1953年，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執行，為我國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奠定了基礎，為社會主義建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回顧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歷程，深入理解制定中長期規劃的重大戰略意義，對實施好“十五五”規劃戰略部署，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萬事開頭難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中國共產黨始終善于在復雜形勢中謀定長遠。早在1951年，當國民經濟從戰爭創傷中初步恢復，“一五”計劃的編制就已經啟動。這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決策：自1953年起，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要求立即著手進行編制五年計劃的各項準備。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陳云、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劭文組成的六人小組，統籌計劃編制全局。在六人小組的帶領下，中財委開展了“一五”計劃的粗線條試編。
可難題很快擺在面前：彼時的中國，還是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面對現代化建設這樣一個復雜系統工程，的確有些茫然無措：哪些產業優先發展？重點項目如何布局？關鍵設備去哪獲取？礦產資源藏在何處？這一個個“未知數”，像一道道關卡橫在現代化建設的“新長征”路上。面對這場硬仗，中國共產黨沒有退縮，而是下決心像“小學生”一樣從頭學起。
要學習，就得有“老師”。1951年7月，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制定“一五”計劃、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到來，越來越成為黨中央關注的焦點。同時，蘇聯愿意援助中國進行經濟建設，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要抓住這個學習經驗與爭取支援的機會，前提是做好“功課”。與蘇聯談判前，中國必須拿出一份明確的計劃輪廓，作為爭取援助的依據。1952年6月至8月，“一五”計劃的第二次編制緊鑼密鼓地展開。
陳云、李富春牽頭組織編寫了20多本專題小冊子，內容涵蓋鋼鐵、煤炭、電力、機械制造等關鍵行業，作為向蘇聯提出請求的依據。周恩來為集中精力編制“一五”計劃，向毛澤東書面提出：“在七月份我擬將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計劃和外交工作方面。”他親自主持起草了《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系統闡明五年計劃的方針、核心指標與長遠規劃，為訪蘇做好了準備。周恩來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國長期建設的第一個階段，其基本任務是：為國家工業化打下基礎，以鞏固國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證中國經濟向社會主義前進。”
1952年8月15日，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陳云、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為代表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肩負著新中國工業化的希望，登上了訪蘇的飛機。正如李富春在臨行前所說：“時間荏苒，一九二五年秋天，我從蘇聯回國時，是才二十幾歲的小伙子，轉眼間，已年過半百，中央交給我這件重要任務，感到擔子重啊！只有老老實實地學習、踏踏實實地工作，才能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
西行“取經”
1952年8月17日，中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黨政領導人熱烈歡迎。8月20日，斯大林會見了周恩來、陳云、李富春、張聞天、粟裕，對中國的援助請求給出明確回應：在工業資源勘察、設計、設備供應、技術資料共享，以及接納中國留學生等方面，蘇聯都愿意“盡力之所及予以幫助”。同時，他還特別強調獨立自主的重要性，提醒代表團：“應著重自己生產飛機，從修理經過裝配到制造，并從小到大，以利培養干部，掌握技術，否則單有工廠沒有人才，絕對不行。”
隨后，代表團將譯好的“一五”計劃文件交給斯大林。9月3日，斯大林再次會見代表團，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針對中國提出的工業年增長20%的指標，他指出，“我們制定計劃總要留有余地，因為總是存在著不利的條件，不可能把各種因素都考慮進去”“建議工業建設的年增長速度定在百分之十五”。他還建議將軍事工業與民用工業合并計算，便于資源統籌。最后，斯大林坦誠表示：“我們現在還不能說最后肯定意見，需要兩個月時間加以計算之后，才能說可以給你們什么，不給你們什么。”
在等待答復的日子里，代表團參觀了莫斯科的汽車廠、機械制造廠，隨后又乘飛機前往斯大林格勒考察，還乘船沿伏爾加—頓河航線參觀。所到之處，蘇聯人民的熱情接待、經濟建設的豐碩成果、先進的技術與管理方法，以及工人群眾高昂的勞動熱情，都深深印在代表團成員心中，讓他們對中國的工業化前景多了幾分信心。
9月22日，周恩來、陳云安排好后續談判議程與方針后先行回國。接下來的近十個月里，李富春帶領代表團繼續與蘇聯有關部門深入對接，反復磋商援助項目細節。中共中央則根據代表團傳回的消息，結合國內調研的最新情況，第一時間調整計劃思路。毛澤東強調，既要學習蘇聯的經驗，又要重視中國的實際。例如，陳云在10月就托人從青浦縣找兩位敢說實話的農民——曹象波、曹興達來京談話，了解農業狀況，為制定“一五”計劃提供更多參考。1953年一二月間，陳云等人綜合各種信息，完成了“一五”計劃輪廓草案的第三次編制。
談判之余，代表團還抓住機會“充電”——請蘇聯專家舉辦學習班，傳授經濟建設經驗。李富春帶頭聽課，全團成員刻苦鉆研、熱烈討論，學習熱潮甚至讓蘇方人員贊嘆不已。大家還把筆記、心得體會整理好寄回國內，讓更多人共享這些“寶貴教材”。李富春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行年五十才抓了八個字：努力學習，專搞一行！過去學的太少，應該當小學生。工作多則粗、浮，專則可細、可精！”
1953年4月，經過半年多的磋商，中蘇雙方終于在援助項目上達成一致。5月15日，《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正式簽字。根據協定，蘇聯將援助中國新建和改建91個項目，加上此前已確定的50個項目，共計141個項目。6月，帶著蘇聯的援助承諾與建設經驗，代表團啟程回國。他們熱切期待著投身火熱的建設大潮。
向毛主席立下“軍令狀”
代表團回國后，國家計委立即根據帶回的意見，對“一五”計劃輪廓草案進行總結修改——這已是計劃的第四次編制。此時，“一五”計劃其實已經進入實施階段，但完整的計劃文本仍未定稿，時間緊迫。
1954年初，毛澤東下達了“軍令”：從2月15日起，一個月內拿出五年計劃綱要草案粗稿。國家計委覺得時間太緊、壓力太大，請求延長，最終也只爭取到5天的時間。2月19日，陳云在主持研究五年計劃綱要編制問題的會議時就指出，這次編制工作“責任重，時間短，經驗少”。那么，編制工作究竟難在何處呢？這點，從陳云的講話中可見一斑，他說：“投資方面，由于過去對工廠單價估計太低了，許多必要的附屬工廠沒算進去，因此，投資越算越大，錢很可能不夠。”如果財源真的不夠，就不得不考慮哪些項目縮小，哪些項目延期。
如何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計劃，既不能讓指標過高而落空，又能盡量加快建設速度？這是計劃編制的最大難題。那段時間，國家計委進入“戰時狀態”。李富春帶領工作人員連續熬夜，辦公室燈火通明成為常態。工作人員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臉，餓了就啃口干糧，反復測算各種數據，討論修改方案，終于在3月20日將粗稿交給了陳云。
從“粗稿”到“初稿”，又是一場硬仗。陳云立即牽頭組織人員歸納國家計委和政務院各部委的意見，用了15天時間，開了14次協調會，逐字逐句推敲。到4月初，《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綱要初稿》終于成型，并在4月15日送到了毛澤東手中。
但“初稿”也遠非終點，它還需要“精雕細琢”。195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于成立編制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組的決定，由陳云任組長，成員包括高崗、李富春、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勛、賈拓夫、陳伯達。工作小組先后三次討論初稿，提出大量修改意見。隨后，陳云、李富春、賈拓夫、張璽等人按問題分類研究，研究到哪個領域，就請哪個領域的負責人參與，又用了一個多月時間完善初稿。正如陳云向中央匯報時所說：“我們編制計劃的經驗很少，資料也不足，所以計劃帶有控制數字的性質，需要邊做邊改。”6月29日至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一五”計劃。會后，陳云又組織人員逐章逐節討論修改草案初稿，使之更趨成熟。
就在這時，蘇聯又送來了“驚喜”。1954年國慶期間，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來華參加新中國成立五周年慶典，承諾再援助中國新建15項工業企業。至此，中蘇確定的援建項目達到156個——這就是后來聞名的“156項”重點工程，包括鞍鋼、長春一汽、洛陽拖拉機廠等骨干項目，它們構成了20世紀50年代中國工業建設的“脊梁”。
援建項目全部確定后，八人工作小組全力投入草案的最后修改。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也集中精力研究初稿，1954年10月底至11月初，他們特意前往廣州，用近1個月時間逐章審議、細致修改，讓計劃更貼合國家發展實際。
如同鍛造寶劍，“一五”計劃最終成型前，還要接受一場全黨智慧的“淬火”。
“計劃史上的春天”
1954年11月15日至25日，陳云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討論五年計劃草案會議。參會人員除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還有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以及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國務院各部黨組書記。十多天里，大家逐章逐節審閱草案，敞開心扉提意見，氣氛熱烈得像一場“頭腦風暴”。
關于石油問題的討論尤為集中。陳毅提出：“解決的辦法應加強對天然石油的勘探采煉和搞人造石油。”朱德強調：“計劃中要考慮天然油和人造油齊頭并進。同時，用一切力量來增產石油，因為這關系到軍事、工業、農業的建設。”徐向前的態度堅決：“寧可在別的地方上節約，石油非搞不可，因為國防無保障，一切是空的。”陳云分析：“我們需要石油數量很大，光靠人造石油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現在主要的辦法是要請蘇聯派許多成套的人來，幫我們勘察。”“把資金用到去請蘇聯派成套的專家來勘察，這種用錢的辦法是得當的。”薄一波建議“對石油問題組織一專門小組來研究”，林伯渠也表示支持。一場關于能源安全的討論，就這樣逐步形成了可行方案。
會議上甚至出現了激烈爭論，比如交通運輸的定位問題，滕代遠、李運昌分別代表鐵道部、交通部提出意見。滕代遠強調：“鐵路運輸業的重要性必須寫進去。因為鐵路運輸業是一個物質生產部門，是工農業生產的繼續。”王首道則直接提出批評：草案把交通運輸放在商業之后，不符合“工、農、交、商”的生產秩序。陳云當即插話：“可考慮如何放法。”薄一波也補充道：“交通運輸擺的位置，應該是按產、運、銷的擺法，它的性質是生產部門。”盡管意見不同，但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把有限的資源用在刀刃上，為國家長遠發展鋪路。
中央討論的同時，地方也同步行動。1954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將草案下發各地區、各部門征求意見，各地結合實際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議，這些來自基層的經驗受到了高度重視。匯總中央與地方的意見后，陳云、李富春等人對草案作了最后一次補充修正。1955年2月，也就是“一五”計劃已經執行兩年后，這份精心打磨的正式計劃才編制完成。
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6月，國務院全體會議審議通過草案，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審議；7月，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最終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一九五七）》。至此，歷時四年、數易其稿，凝結著全黨全國人民智慧與期待的“一五”計劃，正式面世。
計劃雖延遲通過，卻沒有影響執行。對于這些來之不易的項目，黨中央高度珍視：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赴工地考察調研，科學規劃開工順序；計劃人員精打細算每一分資源，嚴格監督施工質量；一線勞動者們艱苦奮戰，用汗水甚至生命創造一個又一個建設奇跡。最終，“一五”計劃的指標大多大幅超額完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打下了堅實基礎。這份計劃，也因此被人們親切地稱為“我國計劃史上的春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廢墟上繪藍圖，于艱難中啟新程，其編制過程凝聚了黨的遠見卓識和許多同志的心血智慧，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更要凝聚起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力量，將制度優勢持續轉化為治理效能，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一茬接著一茬干，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向前發展。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編輯：梁姝）